湖北人为什么被称为九头鸟?

2015-11-08 13:32 来源: 长江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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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起湖北人,人们一般会想起一句俗语:“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佬。”渐渐地,九头鸟也就成了湖北人的代名词。

 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《吾国与吾民》一书中写这样道:“中国向有‘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佬’之说,盖湖北人精明强悍,颇有胡椒之辣,犹不够刺激,尚须爆之以油,然后煞瘾之概,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。”这段话概括了湖北人的性格,可谓十分形象。

  人们为什么用“九头鸟”来形容湖北人呢?这得追溯到明朝宰相张居正。

  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,在明神宗时官居宰相(首辅)之位。传说当时有九大御史联合参奏张居正,结果他不仅未被参倒,九大御史反被下狱;又传说张居正曾向皇帝保荐九个湖北籍监察御史,他们大公无私,革新政风,受到整饬的贪官污吏对他们恨入骨髓,咒骂“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佬”。于是,有个叫余远谋的文人专门作了首《九头鸟歌》:“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佬”,“谁将此鸟比鄂人?《齐东野语》无稽才。为此与人结怨多,被人诅咒九头鸟。”由此看来,用九头鸟比喻湖北人,最初是含有贬义的。

  那么,九头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?传说它是一只神鸟,本来有十个头,日夜鸣叫。周公厌恶它的声音,派人去驱赶猎杀,一连射了三箭也没射中。后来上天就派天狗来助战,天狗咬下了它的一个头,于是它就只剩下九个头了。它昼伏夜出,畏惧火光,血滴谁家,谁家遭殃。因此在最早的传说中,九头鸟乃是不祥之物。用它形容湖北人,无非是谓其狡猾、霸悍。

  头其实是生命与意志的象征,鸟有九个头,意味着生命力的顽强和意志的坚韧。随着历史的发展,“九头鸟”逐渐演化成头脑灵活、聪明多智、敢于拼搏的代名词。

  湖北人的祖先是楚人,楚人被中原地带的人视作“蛮夷”。然而,“蛮夷”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图强精神。荆楚先人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,不断开拓进取;楚庄王 “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”,充满了求变创新的精神;而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,则显示了楚人充满韧性的力量。楚人的后裔湖北人,继承了先祖的优良品性,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格。

  湖北人的脑子似乎特别好使。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,说的是四个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比赛吹牛:河南人先说,河南有座少林寺,离天只有一丈一;随后的陕西人说,陕西有座大雁塔,离天只有八尺八;排在第三的四川人说,四川有座峨眉山,离天只有三尺三;湖北人最后说,湖北有个黄鹤楼,一半伸在天里头。你看,别人形容起来有个具体数字,而湖北人却独辟蹊径,进行了巧妙夸张。就是吹牛,湖北人的思维方式也与众不同,显得格外精明。

  湖北人的精明,其实是一种人生智慧,是历练人生后的自保哲学,所以,湖北人不太容易吃亏。他们善于经营自己的小日子,历来过得比较滋润。可是真要遇到什么变故,湖北人也并不胆小怯弱。自古有“楚人尚武”的传统,虽然后来没有形成如燕赵慷慨之士般的豪放性格,但湖北人在骨子里还是深深浸染上了强悍与勇毅。湖北人英勇善战,敢于抛头颅、洒热血,仅红安一个县在当代就出了一百多位将军。1936年9月,当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会师时,毛泽东曾对从湖北大地走出的红二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说:“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佬。敌人四次围剿砍了你们四个脑壳,还有五个脑壳,九头鸟要翻天呢!”在平常生活中,哪怕是与人斗嘴,那嗓门高八度的必是湖北人,他也一定不会轻易服输的。但是,这种强悍有时也会过头,就变成了霸道,难免为人所诟病。

  湖北人精明,自然也就多思,精神生活丰富,崇尚真性情。楚地艺术发达,其色调瑰丽,形象奇诡,想象丰富,手法明快,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。那精湛的编钟,精美的帛画,无不显示着楚人对美的孜孜追求;早在两千多年前,恢恢楚辞华章,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;及至唐代著名田园诗人孟浩然、明代的“**三袁”,皆是将世俗生活艺术化,崇尚心灵自由,追求洒脱处世。所以,湖北人于世俗的精明背后亦有脱俗的一面。唐代伟大诗人、湖北女婿李白在安陆写下了“我本楚狂人,凤歌笑孔丘”的诗句。李白之狂,世人皆知,但他却自称是楚狂人。可见,他认为惟有楚狂人才狂得到位。历史上第一个嘲笑圣人孔子的人便是楚人,他对此推崇备至。湖北人精明但不狡诈,务实但不市侩,就是因为血液中流淌着真性情!与湖北人交朋友,谈到会意时,他会与你对酒当歌,一醉方休!

  湖北人虽然精明,却并不圆滑,尤其在大是大非上有着坚定的信念。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:钟仪为楚共王时期(公元前601年-前560年)郧邑的行政长官。他随军出征郑国,战败沦为俘虏。郑国把他转送给晋国当囚徒。两年后,晋景公见到钟仪,问道:“兵器库里那个头戴楚国帽子的人是谁?”随从回答说:“那人是郑国转送来的楚囚”。景公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,还仍然带着自己国家帽子的人十分感佩。他下令把钟仪释放出来,并立即召见,以示抚慰。晋景公问起他的家世,钟仪回答:“我的先祖是职业乐师。”景公当即要他奏乐,钟仪拿起琴,演奏起楚国的乐曲。景公有些不高兴地问:“你觉得楚共王这人怎样?”钟仪回答说:“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。”拒不贸然评论自己的国君。晋国大夫文子知道后说:“这个楚囚,真是既有学问,又有修养,弹的是家乡调,爱的是楚君王,有诚有信,不忘根本。这样的人,应该放他回去,让他为晋楚两国修好起一些作用。”景公采纳了文子的意见,释放了钟仪。钟仪回到楚国后,如实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愿意与楚国交好的意愿,并建议两国罢战休兵。楚共王采纳了钟仪的意见,与晋国重归于好。钟仪那种大义凛然,不顾个人安危,深切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操成为楚人的楷模,也深深地影响着湖北人,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家国情怀。

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“千湖之省”的湖北“十年淹九水”,以水为盛,若用“水”来形容湖北人的性格,也非常恰当。水之浩浩淼淼,水之坦坦荡荡,水之浪漫灵动,水之静谧闲适,水之知进识退,水之汹涌澎湃,以至水之桀骜不驯,无不在湖北人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。湖北有个传统的娱乐项目——赛龙舟。赛龙舟除了表达喜庆之外,还体现了“抢龙头”、“争第一”的价值追求。“抢龙头”是那么的惊心动魄:距终点一二米时,只见船头上的小伙子一个“鲤鱼打挺”,纵身一跃飞上“标台”,“夺下龙头”。其实,为了这最后的“一跃”,小伙子从小就要刻苦练习“武把子”。“抢龙头”把楚人“不鸣则已、一鸣惊人”的意识张扬到了极致,把湖北人精明强悍的个性展示得淋漓尽致。

  湖北人既豪爽又谨慎,既热情又小心,既善于经营世俗人生,又崇尚精神生活。他们可以披肝沥胆,无私助人,也可以小处计较,谨慎处世;他们可以争强好胜,兼济天下,也可以超然物外,独善其身。这大概是码头文化、商业文化和江湖文化相结合的产物。长江沿线码头众多,在码头上求生活,要求人热情慷慨,不拘小节;汉口自古是商业重镇,在商场搏杀,却又必须小心谨慎,提防陷阱;湖北江湖广布,在水上耕耘,则得山水自然熏陶,性灵真挚。正是在这种氛围中,形成了湖北人极特殊又极富魅力的独特性格。

责编:汤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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